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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气盛,锐气如风雷(中国高层文胆连载20)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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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楼  发表于: 2013-06-06
第49节——50节壮年气盛,锐气如风雷

  2001年,41岁的潘岳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本《潘岳诗文选》,众人蓦然回首,这才明白过来,这位政界的风流人物早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一篇题为《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的文章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忱,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2001年9月1日,潘岳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重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对比最悬殊,斗争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只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着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要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

  潘岳把重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后来都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选》,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有人把潘岳的为人概括为6个字:仗义、霸道、悲壮。潘岳的"仗义"绝不是江湖气,而是替人着想、急人所急。这个秉性的由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时的口碑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一位老员工讲,潘岳在1998年3月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的风格,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2003年3月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急部下之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有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言行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因此,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着诸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

  当《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引起巨大争议,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潘岳又遇慈父病故的悲痛。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还是战胜了悲伤,事业永远是他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他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引起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极富才情。作家海岩是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的:"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绪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或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著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年轻从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际遇,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表达了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象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

  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选》的序言中称誉潘岳"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

  香港时评家在研究了潘岳前半生的理论著述和政治生涯后总结说,在邓小平时代,潘岳以《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理论建言,批判浪漫主义改革观,力倡"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改革观,为邓小平走出改革困境出谋划策。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他又以《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战略思考,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改革思路。在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他以《生态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的突破性思维,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找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



第51节:告别"风暴",建设制度(1)


 潘岳走过了20多年的从政之路。20多年的风雨和艰辛一肩挑,无怨无悔,在人生的长路上不知还有多少挑战在等待着他。而作为一个"锐气如风雷"的理论家和官员,他早已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忧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浓烈的爱国之情。他在《三十八岁联句五篇·汉川怀古》一诗中这样写道:

  群豪笑我多情子,

  无情岂能近群豪?

  名忘不了,

  情断不了,

  事成不了,

  心死不了,

  一身尘缘深重,

  如来又收不了。

  如何?

  再回川陕,浊浪滔滔。

  好一派英雄旧战场,

  真男儿报效国家在今朝,

  何必桃花源里自我陶醉梦逍遥!

  附文1

  告别"风暴",建设制度

  潘岳

  水的问题,已无回旋余地

  22年前,1985年夏天,我25岁,第一次去滇池,作为环境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水治理的报道。当时的滇池虽有些污染,但水质基本还说得过去。

  22年后,2007年夏天,我在《北京青年报》头版上看到滇池的照片,绿油漆般的臭水冲刷着湖岸。那个口岸正是我当年去过的地方。

  22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价值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化"是中国人160年的梦。中国今日之GDP总量、外汇储备、FDI似乎都在证明这一梦想的实现。但三农问题、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严峻的环境资源现状(这在传统GDP统计中看不到),会使我们警醒,现代化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今夏连续爆发的水污染危机最令人关注。因为和空气、森林、草原相比,"水"虽是工业化的命脉,但更是人类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线。自从松花江事件起,平均两天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问题上,增长与环境的矛盾短兵相接,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大江大河对文明古国最具特殊意义。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大家常讲"五岳",但未必知"四渎"。先秦典籍早将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列为"四渎",那是诞生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当我们为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存留下来而自豪时,一定别忘了问问为什么。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如今,这四条母亲河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看不见的还有华北平原下方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几千年来,治水机制塑造着大中国的行政模式;治水得失检验着这一模式的效率。

  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当不少官员仍然肤浅地认为,只要GDP增长了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时;当官员政绩考核还是以单纯GDP增长为主要指标时;当推动GDP仍然主要靠传统重化工业时;当尚未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导致水管理机制还是条块分割时;当一套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还没有研究出台时;当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公众与舆论有效监督时,我们只能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第52节:告别风暴,寻找新的出路(2)

  这让我想起了4年前的那个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新一届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中国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全面转型。科学发展观不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追求。4年来,科学发展观已在各个领域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成一套制度,即如何把各个发展主体从过去的利益格局中拖出来,束缚进新的规则轨道。

  写这篇文章时,"流域限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各地的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10年关不了的污染企业被关了,一大批"土政策"被废止了。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解除限批之后呢,那些治污设施会不会真正运营?新上的项目会不会履行环保承诺?那些没有被限批的地区会不会以此为戒?

  4年以来,媒体把国家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2007)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经反复协调,"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终于出台了;国家环保总局前不久又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推出了"绿色信贷",环保第一次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中成为一个"关键词"。这只是开始。下一步,将联合国家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将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将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将联合商务部,限制不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从国家环保总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争取在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4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一旦推行,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我们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遭遇过挫折与失败,所以深知,接下来的这段路,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忍。

  30年来的中国改革历程,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中央向地方分权进而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改革模式。在地方税收主要依靠GDP增长,而考核其业绩的标准只有GDP一条时,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只有两条路,要么依靠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优势"杀鸡取卵"。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尤其是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区域。一个个煤化基地、石化基地、钢铁基地起来,GDP能翻几番。什么草原、森林、水源地、人口稠密区,都不在乎。2006年,六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占工业能耗的70%;2007年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更是增长20.1%。假如没有循环经济;假如没有大规模的新能源;假如重化工业不受约束地再发展15年;假如一套有效的环境经济新政策不能迅速出台;假如为科学发展观而设计的政绩考核不能真正到位,按中国现在的环境容量来说,环境危机确实会提前来到。仅以火电为例。为支撑如此规模建设的重化工业,现在的装机容量是6、7亿千瓦,火电占70%以上;若持续10余年,将需要15亿千瓦以上的装机容量,其中火电将仍占60%以上。如果相关的环保设施不能到位,这要耗多少煤?要排放多少硫与碳?要超过中国环境容量多少倍?真该算算账了。



第53节:告别"风暴",建设制度(3)

因此,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总容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再按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不同的经济政策。该涵养生态的地区考核绿色指标、该发展重工业的地区考核GDP,该搞第三产业的地区考核高技术附加值。当然,最重要的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生态补偿。一些部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首先将带来中国国土整治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的重新制订。

  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发展的主体,无非"官"、"商"、"民"。其中最关键在"官"。因为,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在发展全局中行使着这么大的权能,肩负这么大的责任。为了起到"政绩示范效应",对那些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官员,对那些无视污染排放的官员,不管经济发展多么成功,都应该坚决予以责任追究。一套对官员的约束激励制度,是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核心。

  最后是加强中央监管能力。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分割的。工业污染归环保局,农业污染归农业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水管理归水利部,海洋污染归海洋局,沙尘暴治理归林业局……如此等等。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我们期望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高级别协调机制,组织统一的监测和执法。

  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亟须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出于体制原因,他们必须为当地传统工业化保驾护航。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挺得住的站不住"。结果,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人很好,憨憨的。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醒了之后问他,他全然不记得,死不承认。

  政府之外,还需公众参与

  在以上必然由政府主导的措施之外,还有一条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公众参与制度"。在各种发展主题被束缚进新的轨道之前,用什么来遏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的结合?这就是公众参与。很多记者问我,你到国家环保总局之后做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期待我回答是环保风暴。其实排在我心中最重要位置的,是圆明园听证会。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两三千万元的投资,争论的问题仅仅是该不该在湖底铺膜。但它唯一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展示给大家看,矛盾是可以这样解决的,和谐是可以这样建立的,民主与法治是可以这样进行的。

  公众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道德话语权,而是财产和健康。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决策无条件地都由公众说了算;而是创造一种机制,让包括公众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按照法律的框架去博弈。这既能补充行政监管,也能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就是一个能把在"上街"和"下跪"两个极端间摇摆的公众纳入理性、建设性参与的机制。这一机制的起点,就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不仅在于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

摘自:腾讯读书《谁在影响中国政策:中国高层文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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